近两年来，美元指数的波动性高达7.6%，是此前两年的3倍多，这在客观上也大大助推了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的波动性。

因此，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正在消亡，而新的跨国政治秩序正在崛起。不过越发清楚的是法治正向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体系发展，这一体系的执行依靠于个人和企业合规实践的发展，而整个体系的监管者则根据公共利益行使有限的决策权。

同样，一个公司有时也会被简化为一张财务报表而已。在这样的语境下，非国家行为体开始开发和应用私有的评级系统来评价大型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为了诱导企业在其决定行为的方式和决策时考虑因素的方式上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加敏感（responsive），我们不得不从针对特定行为制造激励的方式来衡量这些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可能产生本身需要系统响应的数据。管理的过程不仅仅是通过国家直接实现的，还通过其直接或者间接的工具来实现，即企业、教育机构、宗教和社会组织（特别是在次集体层面上碎片化了的组织）。

数据定义了风险，而算法则定义了数据的效果。要更好地理解上述观点，我们需要引入如下语境：社会的忠诚责任 （为了组织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行事）崛起于各个层面上的社会秩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腐败的关注。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天然承担最后贷款人救助职能，必然要求中央银行在法律上、管理上具备引导社会融资形成以套期保值融资为主的结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必然建立在中央银行了解金融体系中各类型的融资及其相关风险的监管信息的基础上。

但金融市场定价机制仍存在扭曲：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使地方债发行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风险和流动性。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僵尸企业形成并维持生存的重要背景。从国际实践看，按照金融机构与企业关系的亲疏远近，大致有三种金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保持距离（Arms length）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以日韩为代表的、控制导向（Control Oriented）的日韩模式，以及以德国为代表的、介于日韩模式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之间的莱茵河模式。既要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又要尊重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

金融机构持股，包括债转股之后的银行持股、社保基金在划拨国有资产之后持股等，是现阶段既有效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又加强企业内部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的唯一选择。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明斯基将融资分为三类：套期保值型、投机型和庞氏骗局。从货币政策取向看，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防止总需求短期过快下滑，也要防止放水固化结构性扭曲，推升债务和杠杆水平。只有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经济学家圈注：没看出稳健中性和高质量发展之前是如何关联起来的）。金融与实体经济互为镜像，我国当前实体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比如僵尸企业、高杠杆、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价格泡沫等，既是经济运行中长期内在矛盾的积累和暴露，也有金融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的原因。

二是合理界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各自边界，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形成政策合力。一是国有出资人实际缺位。金融监管体系有力有效、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和综合经营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财政作为国有出资人，应立足于股东身份，通过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能定位为金融机构的管理部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只有金融市场形成比较完备的资本投资机制以及相配套的中介服务体系，才有可能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创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目前金融模式较为模糊，既不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也不像日韩模式和莱茵河模式。

应当按照同类业务适用同等监管的原则，针对养老金投资运营机构尽快建立统一准入规则。黄范章（2005）指出，公众（或全民）对于国有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至少有三条渠道（或机制）来贯彻他们的意志和利益。

从政策实践看，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淡化了GDP、M2、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增长目标：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相比，删除了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的表述。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四）去杠杆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关系 我国宏观杠杆率过高，表现为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较高，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实为政府隐性负债。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将生态环境影响的外部性内生化，来达到降低污染性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基本逻辑和思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要关注规模和数量。同时，实施更具包容性的财税政策、产业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垄断行业与民间资本合作机制，避免只让出钱、不让发言的不平等合作方式，努力做到同股同权。

与银行间接融资相比，金融市场在完善公司治理、增强信息揭示和加强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金融市场通过较高的信息披露要求和透明度建立有力的外在约束，通过明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构建更有效的内在激励，同时发展金融市场可通过资金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有力促进其他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展。（经济学家圈注：点名批评财政部，很霸气） 破解财政与金融失衡的体制根源，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我国名义上采取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但由于个人账户是空账，资金已被挪用于发放当期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在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的背景下不可持续。我国的金融学研究，如黄达先生提出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也主要着眼于总量矛盾，强调总量平衡，使资金供给更好地服务于资金需求。

既要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又要充分吸取前期改革的教训。（三）监管体系必须激励相容 一是监管目标应清晰明确，处理好发展与监管的矛盾。

事实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施后的年代，美国金融业并不太平，几乎每隔20年到30年就有一次银行业系统性危机，1984年银行倒闭数量达到大萧条之后的最高峰。第一层，把国有资本出资人身份与董事会职权结合起来。只要科学、综合、审慎地配置在股权融资中，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基金长钱与企业股权融资的期限匹配，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重要驱动力。僵尸企业维持生存主要是依靠银行僵尸借贷输血，而银行在明知其不具备偿贷能力的情况仍然供血，主要是希望通过续贷延迟不良资产的暴露，形成账面上的监管合规，金融监管宽松是重要的根源。

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即银行的影子）将逐步消失，资产证券化、货币市场基金等新脱媒方式将会涌现，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二）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不可分离 上世纪90年代，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一度出现分离趋势。

应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碳配额交易市场，在这样的市场架构下，一些地区，如新疆就可以发展清洁能源和碳汇产业并通过统一的碳配额交易市场转让碳配额，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经济发展的资金。第二，僵尸企业是监管宽松和宏观调控软弱的必然结果。

这些现象实际上是我国曾在一段时间过度迷信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寄希望于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刺激增长，通过增量扩张来消化存量矛盾，政府替代市场配置资源，阻碍了市场自主出清的过程，导致一些结构性矛盾固化并加剧。二是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逐渐优化。

三是探索建立地方政府破产机制。刚性兑付导致市场存在多个事实上的无风险利率，推高了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水平。历史经验表明，扩大对外开放会加快金融市场既有缺陷的暴露，只有金融市场自身过硬，才能充分实现扩大开放所带来的福利改善、效率改进、竞争力提升等积极影响。2017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 55.1%，比上年高 4 个百分点。

这些不断拓宽的金融功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了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近年来，我们把利用数字技术作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三是探索通过控股公司模式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限制综合经营是典型的以准入替代监管的错误认识，限制业务准入不可能消除风险，金融机构在其从事的任何业务上都可能选择更高的风险，监管应重点关注如何降低风险动机，而不是忙于设置市场壁垒。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报告，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我国近一段时间以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就是在构建与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